郭德纲火了以后,除了忙着赚钱以外,还为一个事忙着,那就是打官司,尤其是他和他的师父杨志刚的官司闹得是沸沸扬扬,好多人都不理解,这师徒俩是因为什么而闹成这样?有什么血海深仇吗?曲艺界讲究的是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,就算师父在不好,但也要以“孝”为先,而老郭可好,刚有点名气,就忙着报仇了,借着自己的名气,把杨志刚的那些“丑”事全都写了出去,什么用公款装修自己房子,与女同事同居、两度结婚等等。
尤其是他在写《我是郭德纲》时,对杨志刚的抨击让人乍舌,虽然在文中把自己当年在文化馆中伪造报销的事迹也写出来了,但话里话外透露着年轻人犯点错误没什么,这也是跟老字辈学的,把责任又归结了杨志刚。
今天就有一位网友向陈斌透露了一些据说是圈子里都知道的内幕:

郭德纲是二婚 儿子是前妻的 与师父反目是为了女人
说郭德纲为什么与杨志刚反目,稍微敏感的人都会感觉到这里的关系绝不一般,的确,他与师父反目正式因为女人,这个知情的人可不多。当时杨志刚是文化馆的馆长,大大小小也算是个领导,说什么也都算,自然有女同事钦佩,于是他与一年轻女同事偷偷摸摸的搞在了一块,每天都跟在官长前前后后的郭德纲自然清楚,不知是同情还是什么原因,郭德纲竟然对这位女同事产生了好感,本来对杨志刚积怨已久的他,从此开始爆发……

郭德纲后来离开了文化馆,独自到北京发展,其实他在天津曾有过婚姻,第一任妻子是一名业余演员,在参加天津红桥文化馆举办的相声学员班时,认识了郭德纲。当时郭德纲是文化馆的专业演员。这对情窦初开的男女几乎一见钟情,爱的狂热让他们相识仅仅半年就走进了婚姻。这一年,郭德纲才21岁。结婚的草率,为他们日后婚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。当生活从新婚的激情回归到柴米油盐的琐碎,双方身上的缺点暴露无遗,尤其是儿子出生后,抚育孩子的艰辛和经济负担,让这对夫妻的婚姻如履薄冰。勉强维持几年后,郭德纲选择了分手。离婚后,他们的儿子由郭德纲的父母照顾。儿子已经11岁了,据说前妻已经出国了,很少回来。
郭德纲现在的妻子王惠以前是在天津某剧场唱平剧大鼓的,年轻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胖,当时很漂亮,当时是天津城中的名角。
2000年,郭德纲与他人共同策划了一个“千禧新春曲艺名家名段欣赏”的演出活动,他特意提出,一定要邀请天津的王惠来参加。虽然从未见过面,但因同是曲艺圈中人,对王惠在鼓曲艺术上的成就,郭德纲倾慕已久。王惠应邀而来,郭德纲心中大喜。当时的王惠是天津城的名角,而郭德纲只是北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相声演员,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:人家出名时我还任吗儿不是呢!演出结束后,郭德纲主动找王惠攀谈,对王惠当天的演出大加赞扬。而王惠当时对郭德纲并没有什么感觉,她说:“我当时就是觉得他挺贫的,后来一想,说相声的嘛,也正常。”
回天津后,王惠几乎天天接到郭德纲的电话。都是花样的年纪,哪有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的?在两年之中,他们虽然没见过面,但长期的“电话传情”已在彼此心里留下了温馨的一笔。慢慢的两人就走在了一起。在郭成名之前,两人吃了不少苦。
为什么圈里人排斥郭德纲?
郭德纲似乎对相声圈有一种仇恨,相声界内某些人士确实也曾对他有过打压。包括最近搞的反对“三俗”,其实就是反郭德纲的。奇怪的是,郭德纲竟然参加了这个会,还有倡议书上签了字。
郭德纲如今火得不了,但我觉得他的心胸似乎略嫌窄了一些。比如22段返场,比如在场上骂万海,其实这都不应该是一个大家所做的。另外,他的某些言论确实使界内人士很不舒服,甚至有些我也不很赞同,比如他说相声演员90%都有奴性。比如他说相声演员90%都是业余。
他这种肆无忌惮的言论,很多钢丝认为是个性,但我以为,这不仅损害了相声界的声誉,也损害了郭在界内的人脉。大家可以想一想,为什么在他弄出负面新闻时,极少有相声演员出来替他说话?还是他以前不注意圈内关系所致。
相声界对郭德纲不满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自高自大,其实相声界相声圈里的辈分是有严格规定的,祖上传下来的只有5个字——“德寿宝文明”,“德”字辈有些老先生现在都已作古了,“寿”字辈的只有众所周知的马三立老先生,所以说马老先生被称做相声界的祖师爷,“宝”字辈的杰出人物很多,像相声大师侯宝林等,侯宝林也已经逝世,现在说起来这一辈儿上的人,全国也不会超过20个了,“文”字辈的领袖是苏文茂先生,之所以称作“文”字辈就是从他的名字来的,“明”字辈的相声演员很多,基本就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中青年演员们。
可是到了郭德纲这辈的,他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“云”字辈的,收了很多徒弟。这个就等于破了相声界的戒,所以很多人对他大大不满。不论怎么说,老郭的走红,还是把低迷的相声带了出来。
附郭德纲的《我是郭德纲》
进文化馆是因为我认了一位老师,因当事人还健在,姑隐其名,就称为馆长吧(因他当时是文化馆馆长)。馆长曾经也是一位相声演员,口齿清楚,表演甚佳,在当时也很有影响。后离开专业团体,从事群众文化工作。不知因为什么,他对专业团体极其抵触,从不给专业团体和演员写作品,而且也不许自己的学生干专业。拜馆长为师起因是这样的,某天,相声老演员靳金来与我和馆长一起吃饭。酒席前,靳先生提到自己这门后继无人,心中着急。靳先生师承刘聘臣师爷,刘师爷收弟子三人,杨稚敏(女)、刘影、靳金来。杨大姑远在太原,刘影师伯年迈,若无人继承,恐刘门绝户。遂向馆长提议道:“不如收了德纲吧?咱俩人收了他吧。”馆长对此并无异议,于是我同时成了馆长和靳先生两个人的徒弟。相声行内对这种拜师形式有专门的说法,叫做“一马双跨,一门两不绝。”也就是说,日后我若收徒,便是这两门的徒孙。
馆长家分了一套房,五楼的三居室。从得到钥匙的那天,我就带领一群小弟兄在那儿装修,一直忙了将近两个月。几乎所有的装修用品全是经我手采购,开票然后馆长签字由文化馆报销。
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,虽然累得臭死,但心中很舒服,觉得为师父做了一件事,那时的师父在我的心中是天。有趣的是,我从来没叫过他一声师父,不是我不叫,是他怕同在一个单位,出来进去叫师父影响不好,遂让我叫先生。这也许冥冥中注定他和我是做不了师徒的。
馆长的脾气很大,经常骂人,骂别人可能不合适,于是这个工作就落在我的头上。无论他生谁的气,最后都要在我这结束。一般讲,每次骂的时间不等,少则二十分钟,多则一个多小时。难得的是每次都能慷慨激昂,成篇的大道理,说得你脑浆子都沸腾了。我有时和师兄们聊起馆长骂人,师兄们都笑而不答,后来有位师兄偷着说:“唉,谁让你离他那么近?”我大惑不解。
馆长有时就要找茬骂我,他有个特点,以点带面。
由今天找的茬开骂,接着便前后五百年的串都连上了,我从他的只言片语能读出的只有一个词:恶毒。
约在1991年吧,天津开展了第二次反腐倡廉活动。
馆里有许多人和馆长翻了车,王老师、赵老师许多馆里的工作人员纷纷写信揭发馆长,揭发什么,我不知道,也不敢问,但我听说检举信都寄到市委书记那了。馆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骂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而且我听说馆长与老馆长的矛盾也闹得满城风雨。老馆长姓张,人极和善,外界传是被馆长挤对走的,具体事我不清楚,但我知道,老馆长离开后再也不从文化馆门前的大街经过。
后老馆长去世,出殡的时候,与老馆长私交甚好的原文化馆演员杨小弟大声说:“老爷子没了,活着他不愿走河北大街(文化馆所在地),死了也不能让他别扭,所有的车全绕着河北大街走!”这些话是2005年杨小弟在我北京的家中亲口对我说的,望着眼中噙泪的杨小弟,我叹口气,是什么样的仇恨,让一个人死后都不肯原谅?
这段时间,可以说是馆长度日如年的日子。偏偏此时我又不识时务地做了一件错事,堪称火上浇油。起因是我家分了一套房,面临装修。那时的我很天真地认为,不久前馆长家装修几乎所有的装修用品全是经我手采购,开票由文化馆报销。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?当我把这想法告诉馆长时,他的眉毛瞬间拧成一团,接着便大发雷霆,由公家与私人讲起,什么雷锋啊什么侵占国家财产啊,慷慨激昂正气凛然。一个小时后,我从他的办公室走出,心中极不平衡,他如果说最近形势不利,你别这样,会给我找麻烦,我一准能理解接受。可我刚刚给你报销了所有的装修用品,怎么扭脸就不认账了?原来他骂我,我一直认为这是行内的规矩,师父喜欢你才这样,说明不拿你当外人。
甚至同着旁人还要配合他几句,让他更好地发挥,觉得这是尽徒弟的孝心。可此时我的心中,却是极其难受。他那铁青的脸,凶狞的眼,掐烟头的手指都在我脑子里来回地转动,我心中充满了不服。我决定非报销不可,许你就许我!
我犯了一个大错误——伪造!
我当时负责小品队的演出,所有财务经我手,我签字后馆长再签字就可以报销了。直接找他签字是不可能的,于是我犯了一个大错误——伪造!直到我死,我都要承认,我确实犯过这样一个大错误,那是1991年,我18岁。报销的物品有装修用料、彩扩图书文具、替朋友报的服装、招待师兄弟的餐费等等,据检察院立案侦查后认定属于侵占国家的最后退赔的金额是3100元。
事情很快就败露了,会计先找的书记,当时馆里是两位书记,一位姓李一位姓高,两位都是大好人,心地善良。两位书记研究后,打算馆里内部解决,遂与馆长商议,岂料馆长大怒,直奔检察院揭发检举。
检察院的人来了,要立案侦查,通知我要全力配合,把每张票说清楚,还要鉴定笔迹,一切做好后,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检察院通知馆里,让我照常工作,等待处理。
李书记找我谈话,劝我不要有压力,说年轻人难免犯错,尤其此时千万不要再干傻事,免得父母担心。这句话,李书记说了三遍,眼里很真诚。这句话,使我感受到温暖,我觉的他是我的亲人。后来,馆长要把这个材料放在我的档案内,是李书记拦了下来,馆长要召开全馆大会,让我面对全体人员细述经过和如何挖掘灵魂,然后用摄象机拍下来存档,也是李书记拦了下来。
2006年,全国报纸炒作当年这件事时,有媒体找到李书记挖掘新闻,李书记笑着拒绝了。我很感动,好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人,在那些小人颠倒黑白的时候,我知道,这个世界坏人很多,但好人更多。李书记就是好人的代表。一个真正的好人!而此时馆长对我说的就一句:“让干吗就干吗,也别想走,记住,你要敢跑我追到哪里都能搞臭你!信吗?”虽然检察院通知馆里,让我照常工作,但我的一切都变了。馆长吩咐我每天早上7点到单位,先做前后楼的卫生,包括4个厕所。前3层楼后3层楼打扫完就得一个小时,尤其厕所,人来人往太脏了!倒纸篓,冲便池,擦地擦挡板,低头擦地真是汗珠子啪啪的掉在脚下。曾有一次,馆长悄悄地出现在我身后,猛回头吓我一跳,馆长冷笑道:“这要是文革,你用舌头也得舔干净这厕所!”望着他的背影,我觉得浑身发冷……
做完卫生,我便要开始写检查了。每天领两本稿纸,都要写满。馆长说主要是挖掘灵魂深处的阴暗,内心的罪恶企图,最主要的是每天不能重复。如果重复了,馆长就会几把撕碎扔在我的脸上。写检查是在三楼的会议室,屋子不大,一个会议桌,一圈椅子,墙上挂着一幅孔雀开屏图。坐在这里,我有在监狱的感觉,开始还好,越往后越难受,觉得喘不上气来,快要憋死似的。当什么也写不出来时,我都想从3楼跳下去!
许多年过去了,某天深夜,我梦到又坐到那间屋里,突然那屋子缩小了,越来越小,像要把我裹住,我一急,才知是梦,惊出一身冷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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